武汉乡村殡葬习俗变迁

通常我们认为左右社会习俗的变化核心因素是人们的观念，并据此认为观念对社会习俗变迁的影响最大。的确，观念的变与不变对当代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的变化影响很大。一方面，传统丧葬观念成为丧葬习俗变易的巨大障碍。国家的殡葬政策主张火葬、薄葬、文明办丧，然而在很多村民传统的观念里，仍然讲求死后“全尸全体”，“入土为安”，人死之后以遗体入棺土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属依据传统礼俗办理丧事是他们在丧葬过程中“尽孝道”、 “尽人情”的一种体现。因此，在火葬开始推行时，大多数村民是强烈抵制的。也正是传统丧葬观念及由此产生的消极社会心理，导致某些乡村出现一度回复传统土葬的情形，很多乡村的火葬最后只是“火化”的代名词，村民在传统和法律之间“打察边球”——以骨灰盒入棺再入土安葬或以骨灰盒入水泥龛墓葬。这说明“入土为安”传统丧葬观念严重制约了当代武汉乡村丧葬习俗变易的幅度。传统的丧葬观念普遍以厚葬为尽孝道，以厚待为尽人情。所以，在举行丧葬的过程中攀比之风盛行，浪费现象严重，丧家大办酒席，请道士作法事，使用大的、贵的骨灰盒，请新式乐队、职业化的哭丧队，以显示丧葬排场的形式表示活人对死者的孝道与敬意，增加了丧家的经济负担。许多村民为此不堪重负，生活质量下降。另一方面，村民观念的改变又大大促进了武汉乡村丧葬习俗的变革。法制观念的增强，是火葬能够在武汉乡村推行开来的主要因素之一。大部分村民在刚刚推行火葬时都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但是后来当他们真正要选择是否火葬的时候，其态度又多为“别家怎么样我就跟着怎样”，害怕违法而被迫照办或接受。多数曾经视违法实行传统土葬为“合情合理”的村民，在火葬强制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于违法土葬虽然“心向往之”，但最后绝大多数村民还是依法火化遗体的做法。

    具体的经济利益也影响着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的变革。村民们在是否割舍传统丧葬习俗和是否依法办丧的抉择中，还不可避免地会有经济利益方面的权衡。前文提及的江夏区的那个王姓自然村，该村1992年开始推行火葬，第一个火葬者的家庭特别贫困，无力如一般家庭那样承担传统土葬的费用。针对这种情况，该村负责人决定补贴火化费用，其家属遂愿意执行火葬。于是该村有了第一例火葬。再如部分村民，他们之所以在法律规定必须火葬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土葬，或即使进行了火化也要将骨灰盒放入棺中入土葬，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家中原本备有土葬棺木，且利用棺木实行传统的土葬比火葬更为节省，或者他们认为实行套葬就不至于使棺木弃置“浪费”，同时又能一定程度上满足“入土为安”的传统心理需要。

    村落地理环境和土地资源也是影响当代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变化的一个因子。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郊乡村人口不断地增加，耕地面积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断减少，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而死亡的人数逐年增加，墓用占地面积也在不断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在山地、丘陵地带，荒地较多，村民们可能较人均耕地少的平原地带的村民们更不愿意放弃棺葬。土地资源紧张地区的村民为了节省和减少墓葬用地，更乐于改变现有的入葬方式，如有的村民曾设想将骨灰盒放入祠堂，以祠堂为公墓，取代骨灰盒入棺土葬，目的就是想少占用耕地。有的村民认为如果能够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廉价公共墓地，以骨灰盒直接的入葬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目的也是想少占耕地。

    现代科技产品的普及与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影响着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的变易。生活在信息社会中的村民，自觉不自觉地为丧礼抹上现代科技文明的斑斓色彩，显示着市郊乡村社会的生活水准。丧葬消费中现代信息手段的采用，现代乐器和放音设备以及冰棺、照相机和摄像机的使用，祭品中纸扎电视、电扇、冰箱等现代生活用品的出现，专职厨师的雇用，饮食水平的提高，如此等等，既是科技产品在当代武汉市郊乡村逐渐普及的表现，也是科技普及和村民们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此外，生活压力的增大，乡村生活节奏加快，执行丧葬政策的基层工作者的工作状况等，也在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的变化中发挥着影响。

    综前所述，在影响当代武汉市郊乡村丧葬习俗变易的诸种因素中，国家政策的调整、丧葬制度的改变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其次才是观念和具体经济利益等因素。